二戰啓示錄：我們正處在“魏瑪”世界嗎 - asiasworldcity.hk

「香港飛龍」標誌

本文内容：

到底是什麼幫助反法西斯同盟贏得了二戰？我想，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答案。有人回答是士兵的犧牲，尤其以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爲最；有人回答是敵人在軍事上的狂妄，德國和日本都忽略了地理的現實，中國和蘇聯因此能夠依靠持久戰取得勝利；也有人回答是美國令人恐怖的製造能力，的確，到了1943年，美國的產量就超過了所有敵國的總和。從狹義來看，戰爭是一箇國家文化和實力的綜合體現，也是其組織能力的集中展示。在二戰中，真正規模化生產、真正挖掘出產業潛能的，只有美國和蘇聯。儘管希特勒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的1941年12月意識到要提升德國軍工的效率，但德國經濟向軍工的轉型異常艱難，直到最後才勉強完成，然而爲時已晚。今年是抗戰勝利八十週年，親歷過二戰的老兵幾乎已凋零殆盡，口述歷史也難以再完整記錄二戰作爲總體戰給人類帶來的災難。在此之際，紀念二戰勝利至少有三方面的現實意義：一是全方位理解戰爭；二是推動我們思考地緣政治的發展和演進脈絡；三是通過拉長曆史的縱深，讓我們更好地思考當下正在被衝擊、需要重塑的全球秩序，真正做到以史爲鑑。全景式回顧二戰，推薦三本新書：英國曆史學家理查德·奧弗裏的《二戰新史》、地緣政治專家羅伯特·卡普蘭的《荒原》（The　Waste　Land），以及蘇聯小說家格羅斯曼的小說《斯大林格勒》。其中，奧弗裏和格羅斯曼的作品中文版均於2024年出版，卡普蘭的《荒原》則出版於2025年。一、怎麼理解全球秩序的演變？如果說一戰是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衝突，那麼一戰之後並沒有解決這一衝突。真正獲得獨立的民族國家只存在於中東歐三大帝國——沙俄、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土耳其——解體的軀體之上。英法作爲一戰的戰勝國，通過託管的方式收編了戰敗國的殖民地。一戰前是全球化的高點，但那時的全球化是征服和殖民的歷史，是工業化國家開拓市場、尋找並確保原材料產地的歷史，進一步演變爲一種居高臨下、文明統御與教化“野蠻”的意識形態。帝國有義務幫助殖民地擺脫“野蠻”，走向文明。這種帝國發展的邏輯並沒有因爲一戰而改變。民族國家仍然是主流的思潮，其核心是母國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建立在帝國版圖的不斷擴張之上。成爲全球帝國的一員，意味着進入了精英俱樂部。這一思潮讓後來者的德意日欽慕不已。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這代人，正是在帝國主義幻想的世界中成長起來的。與一戰前不同的是，1929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英法進一步強化了自己帝國內部的貿易和投資體系，開啓了帝國經濟的“內循環”模式。無論是與殖民地的貿易還是投資，都佔據了它們經濟的主體。此外，它們對殖民地實行低關稅政策，對外部其他國家則築起高額關稅壁壘。這一切都強化了德意日“要發展必須殖民”的心態，儘管殖民主義早已脫離了時代。斯大林在二戰前曾有一段一針見血的評價：貿易戰、貨幣戰、對市場的激烈爭奪，以及極端的經濟民族主義，已經讓即將到來的戰爭成爲重新瓜分世界和勢力範圍的手段。《二戰新史》也這樣評價：外界通常把希特勒1939年入侵波蘭視爲二戰的揭幕戰，但若把它看作是20世紀30年代各國分別建立新領土帝國行動的最後階段，或許更能解釋清楚。從一戰到二戰，實際上是關於全球化應該建立什麼樣的秩序的一次艱難探索。其中涉及主流的意識形態：是國際主義，依賴國聯來確保各國的集體安全，還是殖民主義，任由社會達爾文式的野蠻競爭推動國家成長？也涉及投資、貨幣、關稅等一系列全球金融的制度安排。我想有三方面的問題值得我們思考：從秩序來看，英法代表的是舊秩序——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德意日則是舊秩序的模仿者。沒有殖民地的新秩序，即便是英法也無法接受。二戰之後，英法一系列頑抗的舉動——無論是法國在越南奠邊府和北非阿爾及利亞的失敗，還是英法爲控制蘇伊士運河的困獸猶鬥——都證明了這一點。打壓德意日，事實上也是加速自己帝國的落幕。這就直指英法在二戰中的軟肋——在帝國問題上的雙標：他們一方面控制着龐大的殖民帝國，許多都是通過戰爭獲得的；另一方面卻沒有絲毫意圖給予殖民地哪怕一點自治權。從民意來看，英法在經歷過一場慘絕人寰的一戰之後，要想再次動員國內老百姓支持另一場世界大戰，難度極大。很難想象，一代人會經歷兩場史無前例的大戰。動態地看，當德意日還在努力效仿殖民主義的遊戲時，全新的玩家已經迅速崛起。東方是迅速發展的蘇聯，經歷幾個五年計劃後已展現出其工業實力；西方是仍保持孤立的美國，它的能量只在一戰末期略微顯現。德意日在擴張過程中，一方面躑躅不前、步步驚心，深怕英法跳出來遏制；另一方面又擔心夜長夢多，希望趕在美蘇真正強大、展示實力之前，儘快奠定自己的帝國格局。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美國選擇加入盟國陣營，也面臨戰爭爲何的終極問題。它不可能把世界大戰簡單定義爲一場自衛戰爭。羅斯福在與丘吉爾的會晤中提出了“四大自由”，並將前兩大自由（免於匱乏和免於恐懼的自由）寫入《大西洋憲章》。他倡議成立聯合國，而聯合國的根本原則就是民族自決的權利。羅斯福的目光更長遠，他着眼於建立二戰之後的全球新秩序。這一新秩序不同於英法荷比等殖民帝國的舊秩序，推動殖民地成爲獨立的民族國家是其中一箇環節，也成爲1960年後聯合國的基本盤。另一方面，這一新秩序以佈雷頓森林體系、世界銀行和IMF以及關貿總協定爲基礎，建立起全球金融和貿易體系。這一貿易體系背後是戰爭期間通過租借法案向盟國提供的超過500億美元的資助、戰後馬歇爾計劃對歐洲的重建（加深了西歐對美國的依賴），以及以開放市場和美元爲基礎的全新貨幣體系。而要做到最後一點，必須打破英法圍繞母國與殖民地的內循環貿易圈，打破英鎊和法郎在帝國內循環貿易中的主導地位。從一戰前到二戰後，全球化秩序的演變最終要等到四十年後的冷戰結束，才定型爲由美國提供安全保障的自由貿易全球化秩序。以此來審視特朗普2.0時代的關稅主義，很像英法曾經徒勞的嘗試——帝國通過建立自己的內循環來形成經濟發展小圈子。不同的是，英法當時是製造業立國，殖民地是原材料和最終市場；而美國則是希望以龐大的國內市場作爲胡蘿蔔，吸引其他國家加入自己的勢力圈。難怪有美國評論者說，打擊自由貿易的“搭便車者”無可厚非，但放棄自己作爲司機的權力和責任，則是匪夷所思。換句話說，特朗普是在倒髒水的時候，把澡盆裏的孩子也一起扔了。當然，特朗普心心念念的，是要把製造業帶回美國。當我們看到二戰時美國製造業有多強大時，就該思考過去八十年全球化過程中，製造業空心化究竟意味着什麼。二、美蘇曾經是規模經濟的典範二戰是總體戰，需要整個社會的動員，也需要整個經濟迅速轉向戰時模式。總體戰的能力，體現在整個工業體系能否快速轉型到軍事工業上。挖掘工業潛能，需要以福特發明的流水線爲代表的大規模生產。美國和蘇聯在這方面都做得很好，儘管路徑完全不同。美國依賴的是企業家精神和工程實力。二戰期間，美國新成立了50萬家企業，大多是爲了滿足特殊戰爭物資的需求。整個汽車工業幾乎全部轉爲軍工：1941年，美國年產350萬輛客車，戰爭高峯期只剩下139輛，三大汽車製造商（通用、福特和克萊斯勒）全部轉向製造坦克、吉普車和卡車。三個案例最能展示美國工業向戰爭經濟轉型的特點。克萊斯勒的工程師在1940年參觀羅德島兵工廠時，沒有一箇人見過真坦克，但他們在一年之內就完成了新工廠的建設和投產，並開始日產15輛坦克。另一位照相館老闆出身的企業家亨利·凱澤，在戰爭期間開始用標準化流程來生產一萬噸級的貨輪“自由號”，戰爭期間共生產出上千艘。之前建造同樣的貨輪，巴爾的摩造船廠需要355天、耗費150萬工時；而凱澤1941年在加州的造船廠只需41天、5萬工時。戰爭期間，福特公司還嘗試用流水線製造飛機，最後證明非常困難，因爲汽車工藝相比飛機過於粗糙，而飛機的複雜程度又遠高於汽車。但美國並沒有因此出現生產瓶頸。這就體現出美國經濟的特點：資源豐富，且在戰爭期間沒有遭受打擊的風險。美國是唯一一箇在戰爭中能做到“火炮與黃油”共同發展的國家。蘇聯的規模經濟則體現在高效的計劃和嚴明的紀律上。戰爭初期，處於後方的車里雅賓斯克拖拉機廠在短短一箇月內就轉型爲坦克廠。在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中，斯大林格勒的拖拉機廠也是雙方爭奪的主要戰場。這種轉型依靠的是高效的計劃、工人們（包括佔工人總數三分之一的女工）的努力與奉獻，以及嚴明的紀律。蘇聯的規模經濟擺脫了對熟練工人的依賴：普通工人只需要熟悉流水線上的一箇操作，就能快速完成複雜武器的組裝。從這一點來看，德國與美蘇相比，高下立見。在通過閃電戰佔領了大部分歐洲後，德國其實已經具備了與美蘇相當的資源條件，體現在鋼鐵、煤炭和鋁的產量上，但製造出的軍工產品卻遠遜於美蘇。其根本原因在於，德國在向規模化製造、流水線組裝武器的轉型方面嚴重滯後。原因是多方面的。德國工業不喜歡流水線生產模式，極爲看重專業化生產和高質量工藝，仍然保留了大量手工業特點。雖然美蘇規模製造的最大短板是質量堪憂，但架不住龐大的產能。德國軍方對武器的要求更高，頻繁的設計變更是戰時批量生產的大敵。軍事領域的需求“政出多門”，缺乏真正的資源整合，這是德國的短板。要充分發揮大規模製造的優勢，就要減少品類（與零售業類似），提高戰場上“爆品”的產量。以坦克爲例，美國的“爆品”是謝爾曼坦克，蘇聯是T-34坦克，戰爭期間都有幾萬輛的產量，完全符合規模經濟的特點：費時短、產量大、造價低。相比之下，德國戰爭後期的虎式坦克技術先進、威力巨大，但產量太少。最後，德國從未成立過像蘇聯那樣，把戰略、工業產能和技術發展整合在一起的中央國防委員會。德國企業也沒有類似美國企業那樣，真正能夠依賴企業家精神推動的創新和發展，當然也缺乏那種安全的空間。換句話說，德國軍工生產既想學蘇聯，又想用美國方式，結果兩頭落空。能否快速轉向戰時經濟，除了陡峭的學習曲線外，還涉及三方面重大問題：戰爭的費用從哪裏來？當武器成爲經濟的主產品之後，如何滿足普通老百姓的消費需求？如何進行有效的社會動員？除了戰爭的壓力之外，戰時經濟仍然是經濟，驅動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投資、出口、消費——依然存在，只不過變成了軍費、武器和消費。有意思的是，二戰時作爲規模經濟典範的美國和俄國（蘇聯），卻在後來用不同方式走向了去工業化之路。戰爭是對一箇國家經濟和組織情況的試金石。持續三年多的俄烏衝突，顯然暴露出俄國工業衰退的嚴重程度。美國的去工業化，則是美元金融強權與利益的副產品。三、對當下的啓示——我們正處在“魏瑪世界”嗎？我們都希望從歷史中總結出指導未來的經驗和教訓。越來越多的人提出，當下混亂的局面類似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全球化敘事的宏大背景下，湧動着貿易民粹主義的浪潮。地緣政治專家卡普蘭更進一步，在《荒原》中用一戰後的魏瑪德國來比喻當下的世界：全球化和技術的進步讓整個世界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但這種聯繫的強度卻是鬆散的，世界遠沒有成爲一箇有着全球政府的“地球村”。魏瑪是卡普蘭對“地球村”的悲觀比喻。整個地球確實緊密聯繫在一起，相互關聯、相互依賴，但在需要共擔責任的時候，卻選擇了相互撂挑子。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卡普蘭爲什麼會用魏瑪來比喻當下。首先是全球化加深了相互關聯。技術突飛猛進，拉近了距離，或者說消弭了地理的距離，形成了“地球村”。世界越來越相互關聯、相互依存，讓危機很容易演變爲全球危機。但這種高強度的關聯又被社交媒體和眼球經濟所撕裂。社交媒體推動了資訊和假新聞的廣泛傳播，無論是大都市還是貧民窟，資訊都唾手可得。雖然資訊大爆炸，但也加劇了信息繭房和小圈子的同質化，推動了思潮的極化，比如西方大都市的前衛與鄉村的保守之間的撕裂，全球化精英與民粹之間的撕裂，更不用說在貧富差距拉大之後，出現的各種認知差距。第二則是短期掩蓋了長期。技術的快速發展與地緣政治的動盪，讓人們深陷當下，目不暇接，無法思考未來。技術，尤其是傳播技術的進步（現場直播、社交媒體、人人皆媒），讓當下顯得更加生動和壓倒性，從而讓人們失去了歷史的縱深感，沉浸在正在發生的現實之中。全球化推動了全球精英的崛起，但他們卻高度同質化，也更容易活在當下，對長期發展的挑戰失去焦點。他們視進步爲自動的、線性的和確定無疑的，彷彿當下所有鮮活的現實，經由技術的強化與持續改進，能夠永恆延續並不斷變得更好。這種對進步的盲目崇拜，恰恰是他們最大的盲點。短期掩蓋長期，讓人們失去歷史感，失去通過對過去的認知來思考並前瞻未來的能力。永遠活在當下，讓民粹的政治強人登臺的偶然性激增——這也是希特勒上臺終結魏瑪共和國的背景。第三點是強調秩序的重要性：沒有秩序，自由就無從談起。之所以選擇魏瑪作爲比喻，是因爲魏瑪共和國最大的教訓，就是在理想主義和進步主義的“裹挾”之下，導致了秩序的喪失。丘吉爾在二戰後期的反思頗具代表性：如果讓那些在一戰之後倒臺的王朝家族得以保留，比如德國的王室，並推動它們轉型爲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制，未嘗不是給混亂的社會帶來一定的制度保障，從而避免讓希特勒鑽空子。雖然二戰勝利已經80週年，普羅大衆早已不知戰爭是何滋味，但我們不能忘記，戰爭在人類歷史上是一以貫之的。全球化的連接性讓世界上的危機彼此關聯，讓爭奪稀缺資源變得越來越激烈（卡脖子），這些都會增加戰爭的概率。當然，戰爭也在不斷進化，持續的科技發展將會爲戰爭增添新的維度和不確定性。歷史不是簡單的重複，但當我們拉長時間尺度，就不難發現歷史和現實的本質仍然是大國博弈和帝國由盛到衰的崩塌。只是複雜度在不斷提升，但人的認知卻往往仍停留在比較低的水平之上。我們更可能遺忘二戰的複雜和殘酷，我想，這也是爲什麼在二戰勝利80週年之際，我要寫這樣一篇另類紀念文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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